行业洞察

       多年以后，当富起来的“大包干”带头人严金昌、关友江站在来访者面前，一定会想起18位农民按下鲜红手印的那个激情澎湃的冬夜。

　　当时，改革开放尚未拉开帷幕，饱尝饥饿之苦的小岗村民，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，“冒死”按下了“大包干”的红手印。

　　改革第一村怎样炼成？

　　40年前，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，为了不再挨饿、不再讨饭，18位庄稼汉将家人“托孤”，把分田到组“秘密”改为分田到户，搞“大包干”。18个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制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，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范本。

“大包干”签字室

　　这18人被称为“大包干”带头人，他们是：关延珠、严立富、严立华、严立坤、严金昌、严家芝、严学昌、严立学、严俊昌、严美昌、严宏昌、严付昌、严家琪、严国品、关友生、关友章、关友江、韩国云，如今健在的还有11位。

　　“在当时的政策下，农民到地里去，不管怎么干活都一样，思想已经被搞乱了。”关友江介绍,“最后造成不够吃，国家供应又不够，就只能去讨饭”。

　　纸包不住火，“秘密”很快被公社得知。“小岗村的牛草贷款、粮种贷款全部被扣下来，不给了，粮农贷款也不给了。”严金昌回忆称，“实在没办法，为了吃饱只能走这条路，没有粮食没有种子，我们只能到处去借，硬是度过了难关。”

　　实行“大包干”第一年，小岗村就获得大丰收，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，1979年的春节，小岗村人第一次不用出门讨饭。“包产到户”很快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，这种做法被巧妙地称为“大包干”。

　　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小岗村考察，看到有这么多粮食，看到农民种地的积极性，感到很自豪。“大包干”获得了万里的力挺，1979年3月16日，针对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的甘肃省档案局原干部张浩来信，万里说：“是或非，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，靠时间来检验……”3月19日，万里在《让农民、集体、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》的谈话中指出：“你们的办法，明年可以干，后年还可以干……”

　　中央在1980年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》的75号文件后，又连续几年发出中央1号文件，使“大包干”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，并不断得到完善，成为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形式。

　　谁引领了新的“蜕变”？

　　时间很快进入八九十年代，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，这段时期中国农村的土地、劳动力、资金和技术等四大发展要素向城市“净流出”，许多农村地区发展缓慢，保持传统农业劳作模式的小岗村也给外界形成了“一夜跨过温饱线，30年未过富裕坎”的印象。

　　“出去打工的人很多，家家户户都有。”严金昌感叹，“一个地方的发展要靠人才，没有人才是发展不起来的。”

　　2004年2月，安徽省委选派财政厅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，这个“省城人”的到来扭转了这一切。

　　任职之初，背负着“镀金”猜疑的沈浩，干的并不轻松。他着力在穿着、语言表达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将自己彻底“农民化”，活跃在田间地头调研考察。经过多次与村“两委”成员、“大包干”带头人谈心，以及组织干部群众到华西、大寨学习，沈浩迅速理清了发展思路，“敢想敢干”的小岗村人确定了“发展现代农业、开发旅游业、招商引资办工业”三步走的发展思路。

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

　　几年间，小岗村进入了发展快车道：大学生进村创业，发展双孢菇生产；土地流转起来，铺开了4300亩高标准农业示范田、葡萄种植园；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、当年农家等红色景点；一半以上村民办起农家乐，平均两家一个超市；GLG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落户。

　　十九大报告提出，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、生产体系、经营体系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，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，拓宽增收渠道。

　　严金昌很自豪，“一半多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回来了，小岗村能提供就业岗位，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。”

　　“年轻人就有用武之地，小岗村才有发展，我们要搞农村城市化。”面对记者说这话时，他或许想起了年轻的自己。

　　冬日暖阳西下，经过一天的照晒，小岗村屋檐的积雪化作雪水正“嗒嗒嗒”地滴落，媒体车队也经由“改革大道”返程。据说，为建这条路，沈浩跑上海、上北京，生生让上级同意暂停繁忙的京沪铁路线几十分钟，只为配合其施工。

　　小岗村外，路的尽头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，正上演着千千万万个“小岗村故事”。

（来源：中国搜索）